逛书店发现几个很丑陋的现象，特地发篇 post 记录下。
本科时在数学系，基础教材基本都已经本地化了；到了高年级，部分教材就开始使用外文原著或者外文教材的翻译。
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本外文翻译教材：
- Basic Topology，Armstrong 著，孙以丰译；
- Introduction to Commutative Algebra，Atiyah、MacDonald 著，冯绪宁、刘木兰、戴宗铎、万哲先译。
之所以印象深刻，大抵是因为译者做到了传说中的翻译三原则「信达雅」。引用维基百科：
- 「信」指意义不悖原文，即是译文要准确，不偏离，不遗漏，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；
- 「达」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，译文通顺明白；
- 「雅」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，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，简明优雅。
对于专业书籍的翻译，「信」是容易做到的，而且是必须做到的。达和雅则需要对中文有着较高的修养，也是体现译者水平之处。
后来读博士期间，初学经济学，也翻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外文翻译教材，发现质量良莠不齐；准确性有缺失的同时，语言本身也佶屈聱牙。当然，10 年前有翻译的专业书籍还是较少的，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翻阅原著。
开始任教之后，发现越来越多经典书籍有了翻译。最近逛书店发现了一系列丑陋的现象。
丑陋现象一：民科翻译
出版社找人翻译经典著作，总是找些「民科」。这里的民科指的是专栏作家、学校行政人员等等。这些民科甚至连专业术语都无法准确翻译。举个例子吧，2012 年诺奖得主 Alvin Roth 的著作 Axiomatic Models of Bargaining，其中文书名居然被译为《博弈的公理化模型》。我无法知晓译者的经济学是谁教的，但无论如何将 Bargaining 译为「博弈」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；不光是书名有如此错误，正文的翻译也如此。
再举个例子吧，同样是 Alvin Roth 的著作 Who Gets What ― and Why: The New Economics of Matchmaking and Market Design。中文翻译中，译者自行加粗了一些原文中没有强调的语句。当然，文字准确性还行，但「曲解」原文的做法，让人无法接受。
转回来，来看看我上面提到了两本印象深刻的翻译的译者吧：
- 孙以丰：现在似乎很难找到他的信息了。但他曾和陈省身先生一起在 TAMS 上发表过论文，毫无疑问是拓扑学方面的学者。
- 万哲先：代数学家，华罗庚先生的学生，1991 年当选为院士。
- 冯绪宁、刘木兰、戴宗铎：具体信息比较难找到，但基本可以确认是专业的学者。
我很想知道，翻译外文著作是不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士处理呢？这年头，海归学者一茬又一茬，找个证明过学术能力的学者有那么难么？
丑陋现象二：数学公式的编排
经济学著作中一般都有不少数学推导。一般原著都是使用 TeX 或相关程序排版，数学表达式很优雅。但是，中文译者这方面的能力不行的同时，出版社也没有提供专业人士协助。往往出现一些很难看的数学表达式，比如：
- 表示实数集合的 $$\mathbb{R}$$，直接用英文 $$R$$；
- 函数/映射中的冒号，直接用中文的全角冒号；
- 太多了，不想列举了……
真为这些人的审美感到捉急。开头提到的两件翻译，其中的数学符号似乎也不是通过 TeX 排版的，但字里行间透着和谐，没有突兀之处。现在的出版人，你们的审美到底可以 low 到什么地步呀。
丑陋现象三：人名的翻译
我个人觉得人名不应该翻译。除了部分有公认翻译的人之外，大多数人名都没有标准的翻译；这种情况下，与其造一个新的翻译，还不如不翻译。另外，有时受限于当时的各种因素，翻译可能有误；如果错误被广泛使用，之后纠正可能就困难了。
这里有个例子：2017 年的诺奖得主 Richard H. Thaler，其著作 Misbehaving: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在 2016 年的译本中，姓氏被译为「泰勒」。但是，最近又被认为应该译为「塞勒」。
总结：奉劝现在的学生，少看翻译。